当然了，利奥六世想要在自己宫廷当中当面揭穿骗子的愿望终究没有变成现实；因为亲自陪同和护送着这支规模不小的赛里斯使团前来，赫然就是来自帝国西北方刚刚达成和睦和同盟条件不久的国家政权——可萨汗国的骑兵和波克（大臣）；这样的话就不由宫廷上下都不得不重视和认真起来。

毕竟，作为横跨黑海、里海之间的广大（东欧）平原、（南俄）草原地区，曾经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强大游牧国家；也是（东）罗马历史上长期连横合纵的外交政策体系当中，对抗西亚和中亚地区萨拉森（阿拉伯帝国）人的传统盟友；而一直有着相当密切交流和往来的历史。

早在东罗马的奠定者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流亡期间（695－705年）逃到可萨人中避难，与可汗的一位姊妹结婚，她就是后来的塞俄多拉皇后。而一百多年前的伊苏利亚王朝时期；因为开朝皇帝利奥三世为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选择了可萨汗国的公主为妻，导致其后所生的利奥四世依照母系血统的影响，而被称为“可萨人利奥”。

那也是罗马与可萨关系最为亲密和友好的时期。依靠作为同盟可萨人，所掌握下的大陆黄金公路/香料大道/丝绸之路的北线贸易，利奥三世不但得以绕过了被萨拉森人所把持和垄断下，被不断吸血的传统大陆贸易线；还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北方作为大后方；并击败了兵临君士坦丁城下的二十万倭马亚王朝军队。

从而对内则发起了数十年的“圣像破坏运动”，进行声势浩大的宗教大扫除：没收修道院财产，关闭修道院，将其改为兵营：强迫修道士还俗、娶妻生子等等。以宗教改革为名废除教会特权和抄没了许多宗教地产，将尾大不掉的君士坦丁教会重新变成凯撒权威下的附属物。

（同时代的东方，也有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之一的唐武宗灭佛运动，所以东西方历史线发展的趋同性真是奇妙。）

对外则以没收的教会地产为凭据，整饬吏治，制定法典，禁止卖官鬻爵；在全国普遍推行军区制（即塞姆制）。并籍此乘胜追击大破萨拉森人的倭马亚王朝，先后解放小亚全境和收复了叙利亚部分地区、塞浦路斯岛和亚美尼亚地区；几乎恢复了查士丁尼大帝全盛时期的东方版图。

甚至在与来自外高加索的可萨人联合军事打击下，导致了内外交困之下倭马亚王朝的崩溃；以及来自东方（中亚）呼罗珊地区的阿拔斯家族崛起，并取而代之的一系列大事件。哪怕后来随着伊苏利亚王朝的灭亡，重新上位的尼基弗鲁斯一世在内的历代皇朝，依旧在矛盾冲突当中努力维系着相应外交和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曾经来自东方西突厥汗国的分支和附庸势力，可萨突厥却是突厥诸汗国灭亡之后所留下来的残余势力当中，相对文明和开化程度最高的存在；其版图最盛时西起多瑙河口、东至里海东北，包括黑海北岸、第聂伯河、顿河及伏尔加河中下游之地。

这主要是因为可萨汗国占据的优良贸易线路。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的北线商路就要经过哈扎尔都城。特别是在拜占庭与东方世界的战火频繁之际，这里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安全的贸易线路。伏尔加河连接黑海和波罗的海，让北方商团直抵君士坦丁堡。

而里海本身又可以把商船引向波斯乃至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向东经由陆路和卡马河，还能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西伯利亚以及花剌子模都纳入商业系统。因此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蜕变而来的商业贸易政权，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同以上地区的人群打着交道。

因此，他们在与东罗马保持同盟的同时，又在天宝、年间，多次以突厥别种的身份朝贡与远方伟大的东土大唐；乃至作为东西方两大帝国相互之间交流的桥梁而提供过便利。在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天宝元年（742年）的100年间，拂菻国（东罗马）向中国遣使前后凡七次，又六次都是借道可萨突厥成功抵达的。

（中国史书中最早见于《隋书·北狄传》，《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下》称其为“突厥可萨部”；而在但罗斯之战后，被俘的杜环回国后所著《经行记》，提到“苫国（叙利亚）有五节度，有兵马一万以上，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

因此得到横跨东西方的欧亚贸易活动滋养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来自上述地区的文明元素，而建立起来了包括三座都城在内的诸多城市和聚居地；同时为了抵抗来自罗马的天主教、君士坦丁的东方正教、以及南方萨拉森帝国的伊斯兰教影响，可萨王族自上而下皈依了相对弱势的犹太教，而一度被争相投奔的犹太人称为“新锡安地”。

而在汗国的版图内统治着包括像马扎尔、保加尔、佩切涅格等早期受到西突厥统治和影响下的游牧民族，以及更北方的斯拉夫先民。乃至是征服了在早年民族大迁徙中遗留在克里米亚的东哥特人、躲在高加索山中的匈人小国、作为斯基泰后裔的奥塞梯人，和游牧在多瑙河上游而依旧实力不俗的阿兰（阿瓦尔）人等等附庸势力。

因此，他们不但拥有善于驾驭车船行游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商队，也拥有数量庞大的游牧骑兵、武装精良的禁卫骑兵和定居化各民族组成的轻重步兵。在长期与南方阿拉伯帝国的地缘争锋当中，与东罗马的军事扩张冲突当中，互有胜负而呈现某种三足鼎立之势。

当然了，在时光流逝面前再强大的国度，也终有迎来日暮西山的余晖和落幕时刻。就与历史上几次欧亚民族大迁徙的根源相似，这一次导致了可萨汗国逐渐由盛转衰的缘由，同样是来自于后世被称为“怪物房”里的东亚大陆草原上的权力更迭和民族变迁。

作为晚唐来自北庭（叶塞尼亚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击破回鹘王庭，回鹘汗国在唐朝交攻之下崩灭之后残余各部开始西进，相继建立起来了西州、安西、甘州三支回鹘势力的连锁反应；同时挤压和征服了当时游牧在安西、北庭之间的乌护九姓、样磨、葛逻禄等地方部落。

结果，作为失败者被从咸海草原和锡尔河上游，被逐出来的乌古思突厥人（拜占庭写者们称奥佐伊人）；把恩巴河地区和乌拉尔河地区的佩切涅格突厥人赶向西方。大约在850至860年间，佩切涅格人穿过属于可萨帝国的领地，把可萨主要属民之一的马扎尔人从亚速海北岸赶走，马扎尔人被迫退到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阿特尔库祖。

不久之后的889至893年间，佩切涅格人重新追逐马扎尔人把他们从新住地赶走，迫使他们最终在喀尔巴阡盆地（既后世的匈牙利境内）最终定居下来，因此，佩切涅格人占据了位于顿河河口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俄罗斯草原。然后，长期被可萨人奴役的斯拉夫先民所发动的反乱，则是雪上加霜的加速了科萨汗国的衰弱。

他们原本只是散布在北亚草原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原生部落，长期作为可萨汗国统治的多民族金字塔下最底层，长期处于莽荒与蒙昧之中也并没有所谓的民族概念。因此，在被可萨人统治的漫长岁月当中，他们是被作为可萨汗国贩卖的大宗特产，而以斯拉夫（突厥语：牧奴）人之名开始为世人所知的。

但是随着可萨汗国统治权的削弱和内乱纷纷，以及作为诺曼人的分支维京人在波罗的海东岸登陆，进行贸易的同时也开始劫掠、乃至征服当地的原生斯拉夫土著；最终逐渐定居下来成为可萨汗国的附庸之一；于是维京人开始带着手下的斯拉夫人侵略其他区域，并将俘获通过可萨国内的犹太商人卖到拜占庭和其他伊斯兰帝国去。

当然，也就此形成聚居地基辅为首名为罗斯的部落诸首领，以附庸身份定期向科萨汗王缴纳贡品，并出兵为汗国到里海等地作战。作为回报，罗斯船只南下黑海、里海的冒险旅途，也是得到了汗国的默许。他们通过上交相应比例的战利品，获得在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沿岸港口进行补给和贸易的权力，而逐渐开始呈现尾大不掉之势。

最终随着领下崩解离析而版图和实力大为缩水的可萨人，如今只保留了顿河下游、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但不管怎么说，正所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道理；哪怕实力已经缩水的可汗汗国，相对于东罗马而言依旧是不可或缺的贸易对象和潜在的盟友。

至少，相对于莱茵河流域已经臣服于西方东法兰克王国的阿兰/阿瓦尔人政权，或又是相对松散联盟而缺少稳定统治秩序的马扎儿人或是佩切涅格人部落联盟，乃至是帝国北方始终无法攻灭的心腹大患，至今还收藏着尼基弗鲁斯一世头骨制成酒杯的保加尔王国；

如今除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外，在陆地上已经基本不再接壤，隔着黑海相望而海军力量不成气候，商业贸易却长期往来不绝，也曾因为克里米亚归属的边境冲突相爱相杀过的可萨汗国，反而是眼下帝国远交近攻的最优选择了。连带由可萨人所进行背书和护送的赛里斯使团，也自然变得更加可信起来。

而在利奥六世决定例行在查士丁二世“金宴殿”或是十九榻宴殿，同时接见这些赛里斯使团和随行可萨王公之后；来自帝国西北边境赫尔松军区渡海而至的更多紧急通报和消息，却又让他不由改变了主意，将会见场所放在了君士坦丁堡最高处大皇宫，即位后没正式启用几次的金殿圣厅当中。

因为，在这些用火漆加密的成箱文书当中，赫然提到了这些赛里斯使团为可萨汗国所带来的诸多变化，以及作为帝国长期布置的密探和眼线，所获取更多关于东方的意外见闻；比如，当初导致了北亚到东欧一系列民族大迁徙的源头，击败奥佐伊人（乌古斯突厥）的宿敌再度西进了。

而在这些西进的诸多游牧民族背后，赫然是得到了存在着赛里斯新王朝的意志和力量；因此在这些向西进攻的部落首领当中，不但得到东方大帝国所册封名分的信物，同样还有许多明显就不像是游牧部落能够自行生产出来的精良甲械和车马、物资，以及成群结队的商人伴随其中；

因此，在这些得到武装和加强的草原民族冲击和迁徙之下，已经有多个名义上属于巴格达城内阿拔斯王朝，却在实际上分离和自立、割据一方的东部王国，遭到了灭顶之灾而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当中。乃至就连已经脱离实质统治下的佩切涅格人和奥佐伊人，也不得不放弃彼此嫌隙和积怨，而试图争相重归到可萨汗国的旗下。